Bluefarewell

偶尔写点读书笔记。




翁达杰：对遗忘的记忆


记忆的神圣、对逝水年华徒劳的捕捉与回想——或许在每一个法国文学研究者的求学乃至职业生涯中，他或她都会无可避免地与这个主题狭路相逢。这个耳熟能详的印象，注定有朝一日因它的过于经典而来临。 

很意外地，于我而言，在有限的阅读经历中，它并不是从被老师和教科书中提及无数次以致显得沉重的普鲁斯特中浮现，却是从他所尊敬的天才——热拉尔·奈瓦尔笔下的剧院之夜，与两个世纪之后的翁达杰，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诗人。  

不能免俗地，我对这位作家的第一次阅读来自《英国病人》。因同名电影的经典，属于安东尼·明格拉的改编，比小说本身更深刻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中。沙漠中月下的爱情与燃烧的飞机过于耀眼，使得一切冗余的支线成为了可以被减弱的陪衬，使得人们在回想起这个故事时，除了爱情再无其他。 

1997年，翁达杰与影片中卡拉瓦乔的扮演者Willem Dafoe进行过一次关于《英国病人》的深入交谈。被问及为何不愿意自己着手撰写电影剧本时，作家坦言，他用了太长时间创造小说唯一可行的结构，已无法做到再次将它拆散重组。影片的改编，某种程度上已独立于它诞生的文本，成为另一个全新而杰出的故事。 

而所有属于文字与记忆的、看似散漫与疏离的细节，终究要到文字中一一寻找。

《英国病人》《遥望》《身着狮皮》《猫桌》《菩萨凝视的岛屿》，作为小说家的翁达杰拥有诗性的笔触与直觉，却同样有着蒙太奇镜头式的强烈个人风格。情节之散漫与叙述之跳脱，几乎是他每一部作品中必定困扰读者的难题。电影重组了原文中刻意打乱的剧情，将主线抽离重现，同时也摆脱了作家笔下挥之不去的一种趋向：对叙事的抗拒。他抗拒一次性讲述完整的故事，抗拒使文本成为可延续的、有条不紊的整体，宁愿将其凝结在彼此看似毫不相连的片段中，以解谜式的趣味邀请读者走进重重迷宫，像那个躺在烛光中的病人一般，“发掘记忆的深井”。 

记忆的本质，是过去的载体，是时间，是夜间行车时诵读的、古老的维拉内拉诗歌，是透过已流逝的时空投向现时的遥远目光。一如《遥望》(Divisadero)的题目所暗示——这个源自西班牙语的单词在整部小说中仅出现过两次，此后再无回音。它的含义，是分裂与疏离，也意味着“从远处眺望”。人们凝视自己的记忆，假装这样便能减少应有的痛苦，像塞尔努达的诗中所写：爱情消失之后，所有因爱而生的欢愉和痛苦也一同消失，剩下的便是对遗忘的记忆，透明的伤口，水中的刺。不那么糟的是，那些刺的影子不扎人。

但记忆同时也有可能会欺骗，经过选择与逃避后，留下的是片段、细节以及背叛。布罗茨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记忆背叛每个人，它是遗忘的联盟，是死的联盟，是网到几条小鱼的渔网，而水已流逝。因此，任何用它重建一个人的尝试都是徒劳，甚至在纸上。我们脑子里那些号称上百万个的细胞怎么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伟大的爱情之神、伟大的细节之神”怎么了？一个人必须准备选定多少细节？  

这一点在《英国病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挖掘过去时，那个来自英国的、重度烧伤的人，时而停留于现时的悲哀和疲倦，时而回到属于风、沙漠、地理协会与舞会的过往，重新成为无畏的匈牙利探险家。他是英国病人又是奥尔马希，同时使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描述自己，他诱导别人与他说德语，借此嘲笑用口音断定身份的荒诞不经；《遥望》中的库珀在半梦半醒之间，并不知道面前属于他的究竟是记忆中的安娜还是克莱尔；一只眼睛失明的吕西安从战场回到德缪的乡间，幻想自己能够拯救濒死的玛丽-奈热，却发现她早已去世，那里空无一人。他将有关罗蒙和她的回忆写成故事，然后消失于人群。对过去的印象停留在记忆的时刻中，在发生之时便已死去。之后再经如何诠释与传递，都已与他们无关。  

翁达杰在访谈中说，他最有代入感的人物，是《英国病人》和《身着狮皮》中的汉娜。电影海报上，这个由朱丽叶·比诺什扮演的年轻护士眼间流露出熟悉的温柔气息。她绝望不安，对熟悉的文明世界怀着不信任与抗拒之情，执意留在因战争自我隔绝的封闭空间，遇到跨越不同边界与文化的男人和女人，暴雨、急流和寂静的群山，拒绝回去的故乡，还有丢失的关于家园的记忆。在这里，他们谁也无法模仿，除了真实的自己。没有什么自卫可言，除了探寻他人身后真实的故事。

小说中，汉娜在荒芜的庄园里给继母写信，她的话语，代表了他的作品给我的所有印象，一种所有人都寂寞地彼此试探与理解的可能。

“亲爱的克莱拉。这是这几年间我第一次写信。我不习惯用正式的语调。我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和三个人住在一起，而我们的谈话是缓慢、随意的，我现在除了像这样谈话，已经不习惯其它的方式。在一九四几年，哪一年？我突然忘了，但是我知道是几月几日……”  

一个烧伤的病人，一个护士，一个小偷，一个工兵。他们同样是父亲与女儿，妻子与情人，圣徒与信众，男孩和女孩。病人躺在床上，他们在他身边弹琴、读书、争吵与跳舞。环绕四周的，是与世隔绝的别墅，没有信号的收音机，无法探明的身份——在一切扑朔迷离、注定得不到答案的晦暗中，他们并不形成交流的对话寂寞地在群山之间回响，共同构成主题为记忆的复调音乐。正如翁达杰在他的诗歌里所写，那些日常生活中随机印入眼睛的影像和声响，彼此看似没有共通之处的一个个瞬间，最终在目光的凝视下化为熟悉的抽象名词，化为像两只鸟如一团红色烈羽的爱情，像乌鸦一般甜蜜般的，这样的声音：  

“像来自卡萨布兰卡的红眼飞机  
像巴基斯坦航班的咖喱，  
像着了火的打字机，像一百只  
扁豆薄脆饼被捏碎，像一个人  
在黑漆漆的房间里点燃火柴，  
像把头伸进海水里去听到的礁石哒哒声  
像一只海豚对着昏睡的听众背诵史诗，  
（……）  
就像我下午打盹时听到的声音  
好似有人戴着脚环穿过我的房间。”  

（摘自翁达杰诗集《摘肉桂的人》，金雯译） 

一个人读诗越多便越难以忍受无意义的冗长。在他笔下，所有的一切，已不再是流畅的故事、拥有起承转合的自洽链条，而是一组组诗意化地拼接与展现、近乎散点透视画法般的碎片，它们共同构成小说特殊的机理，在这个舞台上，所有人随时可以停下，又随时可以继续。

于是，我也在各种间隙阅读翁达杰：在火车上，在避雨时，在等待夜班电车的寒冷中，在没有网络的咖啡店屋檐下。碎片化的阅读和精力分配在这个时代已成常态却又遭人鄙夷，然而，奇怪的是，对于翁达杰的阅读却从不受任何碎片化的思绪影响。或许也因他的目光和方向，本身便如蜿蜒的蛇般游走在文本内外，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的生命里，变幻莫测，无法把握。缺乏绵延性的叙事大到章节，小到每个片段都组成独立的个体并肩而行，直到下一段时光的破碎。

时间本身也如记忆，它不可信任，捉摸不透。因此，他的每一部作品中，几乎都会出现那些徒劳地守着记忆载体的形象，无论载体是病人烧伤的躯壳，地板上的吉卜林，无名死者的骨架，或是漆成蓝色的桌子。汉娜守着英国病人，英国病人阅读希罗多德的《历史》，吕西安梦境中回到玛丽-奈热的棚屋，安娜在自己研究的作家所住的别墅闭门不出，离群索居。所有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藏身之所，在其中，他们希望重回某个特定的时刻，相信自己能够得到解救，通过遥望的目光——遥望那些失去的人，和失去的记忆。

“我躺在你的臂弯，你问我，希望自己身处哪个历史时刻。我会说，巴黎，科莱特去世的那个星期。” （《遥望》）

“我们年轻的时候，不照镜子。只有当我们老了，为自己的名声而忧虑，关心起我们的传奇和生命对未来的意义，才会顾影自怜。只有那喀索斯老了，他才会想要一座自己的雕像……但我们感兴趣的是，如何才能使我们的生命对过去发生意义。我们驶进过去。我们还年轻。我们知道权力和巨大的财富只是过眼云烟。我们都曾与希罗多德同床而眠。”（《英国病人》）

因此，在后来仿写的一篇小说里，我写下了自己偏爱的这个情节：年轻的医生走过黑暗的长廊，脑海中回荡着病人讲述的、模糊不明的过去，怀想起他们曾经爱过的人。走廊尽头传来声响，他的友人跋涉千里来到此地，惊喜地与他拥抱，一切仿佛回到过去，一切仿佛还没有发生。

在记忆的诱人幻觉中，我们调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停歇地驶向过去。然而投向过去的目光终会被阻隔，纸页上再现的故事如此之脆弱，我们最终只有死去才能与希罗多德同眠。面对如此残酷的真理，像吕西安一般，无论是作家或自己创造的角色，他们都做了同样的选择：将它写下，将记忆留作永恒。因为他们明白，最为美妙也最为残酷的，正是那些怀抱着希望的时刻。

一如翁达杰在《遥望》中引用尼采的句子：我们拥有艺术，所以不会被真相击垮。